第三百零一章 天壤之别
李贽在牧野平心静气地进入长屋联盟海法沙的部落,进行观察牧野土民的生活态度、文化融合。
大洋上隶属合兴盛的武装商船再一次将数以千计的士兵送至英格兰。
或者说,是夷兰岛。
大体上来说,命名、歧视这些事就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的往往是自己的喜好与内心。
艾兰与夷兰被人们合称为艾夷群岛,这个名字并不见于东洋军府任何官方文件之上,但却流于人们内心之中,口口相传。
这个名字最初,出自大明为远征海外从朝鲜南部、日本东部招募的军夫,他们文化程度低下、字也不认多少,无法指出正确的名字,更不会说。
尽管文字相通,但同样一句话发音不同,就算发音同了,语序也不同。
汉语是主谓宾:我吃饭。
朝鲜与日本的语言则是主宾谓:我饭吃。
况两国过去,几乎与这个时代的欧洲相同,都是贵族阶层才能学汉文,平民百姓连本国的东西都没机会学。
对周边诸国而言,强盛而有力的汉文是一把双刃剑,一方面能借此学习中原的文化、科技,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阻碍其本国上下阶层的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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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方说朝鲜,说话和写字不一样,这事多让人难受啊。
如果百姓能跟贵族说上话,贵族张嘴:“你饭吃思密达?”
“我饭吃思密达!”
交流还是比较顺畅的,可平民没什么机会能见贵族,要学习得看书、看文字,一句说起来是‘我饭吃思密达’的话,写出来却是‘我吃饭’。
非常不便于理解,自然为学习提升了很高的难度。
李氏朝鲜第四代世宗大王就已经认识到汉文给交流带来的不便,设谚文局广招学者,把汉字拆了对标朝鲜语音,来创造文字。
可这东西没啥用,因为那会不是先民高唱诗经的时候,那已经是明英宗朱祁镇时期了,汉字发展极为成熟,根本不是想去就能去的。
真正成功的去汉字运动,是二战后的韩国,干净彻底,也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问题,韩国青年无法查阅本国史料。
因为不学中文,他就看不懂以前人写的什么。
所以他们就算知道大明人把一个地方叫什么,也只能学出语音,却不知是哪个字。
到了海外也是随意拼凑,偏偏许多人都住在东洋,还因是第一批加入汉文学堂的人物,混上了教书先生之类的公职。
说起来,可能这个世界的人物并没有如此感触,但世界已经回到了本来的模样,好像二三百年前的地域认识。
没有这个国、那个国,朝廷只有一个,它在北京,过了长白山,就叫高丽地面。
因此他们给别人起这些名字,很正常,像艾夷群岛,直接把俩大岛的人都鄙视了。
他们觉得这里离大明远,太远了,比他们出身地面远得多,该鄙视。
反倒是大明人普遍没有这种情绪,这不是因为大明人好,而是他们单纯地鄙视所有人,以至于能一视同仁。
就好比说一个人坐拥二十万亩田地,叫土地兼并;要是这个人拥有七百万顷田地,那就只能叫土地国有了。
像东洋军府,就在亚洲拥有一百四十七万顷地,实现了土地国有,把它们分给移民不准买卖,田荒了就收回,没田的人还能再找军府要。
不过对英格兰的官员、伦敦知府汤显祖来说,没什么好鄙视的。
在伦敦府衙,北方的战争仍未结束,且军府人员一致认为很难结束。
女王伊丽莎白被押送上船,旧都铎王室煽动贵族对爱尔兰的殖民屠杀、对普州、对明军的一切丑化都成为其作为战犯的证据。
但都铎王室的统治灭亡并不意味着这片土地迎来长久和平。
德雷克的叛军依然势大,尽管其在不久前才刚因攻打府城被应明领军击败,从叛军被打成海盗,但很快北方就再度传来其在苏格兰登陆,卷土重来的消息。
而在普州到伦敦府、伦敦府到苏格兰的广阔山野,盗贼蜂起。
旧贵族治理地方的体系被全面推翻,新的官僚体系却没能完全覆盖,缺失的统治空间很快被逃亡的旧贵族与乱军占领。
从艾兰王国一路扯旗到英格兰的刘汝国也有力不逮,隶属东洋军府的精锐旗军与大量牧野兵疲于奔命,各地反叛如同按下葫芦起了瓢。
这样的局面几乎快把普州参将应明逼疯,他的亲兵魏进忠为主分忧,献出内外二计。
魏进忠认为,如此局面,对外明军应依照英格兰对爱尔兰的传统作风,对旧都铎王室的反叛支持者进行屠杀,从郊野的村庄到中心的城镇,将参与反叛者不分男女老少杀个干净,从根源上解决反复叛乱的潜在兵员。
对内则使用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手段,进行强硬的高压管理,并持续地害死男人留下女人,用三代人的时间解决掉这个麻烦。
尽管每一个东洋旗军都受过相同的、对亚洲原住民的同情教育,但人类在养尊处优之时表现出的永远都只是上限。
而在困顿痛苦时才会表现出下限,尤其这种同情教育一定程度上换个角度就会变成复仇思想。
东洋军府同情教育的出发点,我们是华夏、他们是诸部,如果他们在商周出现大家就是死敌;但在这个时代的新大陆,面对更遥远的欧罗夷,他们也是我们,一种更弱小的我们,需要保护。
这就造成东洋军府旗军对原住民有保护情绪,但对欧罗夷则会有更多复仇心态。
魏进忠提出这一残忍计划并不奇怪,甚至就连应明认可这一计划都不奇怪。
好在伦敦府还有汤显祖。
汤显祖并反对这一计划的残忍,他们一起生在这个残忍的时代,人们千方百计避免战争,因为史书古籍上记载了太多战争带来的前车之鉴。
但当战争爆发,他们也更清楚战争中会发生多少残忍的事情,也很清楚战败后敌人会对他们做什么。
因此不能输,才是所有人的共事。
汤显祖反对,是因为下作——西班牙人曾施与新大陆原住民的手段太过下作。
即使统治一片土地,也许势必会出现大明男性在婚姻上的优势、也许结果与实施这样的计划并无区别。
但汤显祖作为伦敦主官,他认为封疆大吏、边臣武官有没有有意识地推动、鼓励甚至有计划地去施行这种政举,有天壤之别。
“还请将军暂熄怒火,汤某有办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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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洋上隶属合兴盛的武装商船再一次将数以千计的士兵送至英格兰。
或者说,是夷兰岛。
大体上来说,命名、歧视这些事就像一面镜子,映照出的往往是自己的喜好与内心。
艾兰与夷兰被人们合称为艾夷群岛,这个名字并不见于东洋军府任何官方文件之上,但却流于人们内心之中,口口相传。
这个名字最初,出自大明为远征海外从朝鲜南部、日本东部招募的军夫,他们文化程度低下、字也不认多少,无法指出正确的名字,更不会说。
尽管文字相通,但同样一句话发音不同,就算发音同了,语序也不同。
汉语是主谓宾:我吃饭。
朝鲜与日本的语言则是主宾谓:我饭吃。
况两国过去,几乎与这个时代的欧洲相同,都是贵族阶层才能学汉文,平民百姓连本国的东西都没机会学。
对周边诸国而言,强盛而有力的汉文是一把双刃剑,一方面能借此学习中原的文化、科技,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阻碍其本国上下阶层的交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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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方说朝鲜,说话和写字不一样,这事多让人难受啊。
如果百姓能跟贵族说上话,贵族张嘴:“你饭吃思密达?”
“我饭吃思密达!”
交流还是比较顺畅的,可平民没什么机会能见贵族,要学习得看书、看文字,一句说起来是‘我饭吃思密达’的话,写出来却是‘我吃饭’。
非常不便于理解,自然为学习提升了很高的难度。
李氏朝鲜第四代世宗大王就已经认识到汉文给交流带来的不便,设谚文局广招学者,把汉字拆了对标朝鲜语音,来创造文字。
可这东西没啥用,因为那会不是先民高唱诗经的时候,那已经是明英宗朱祁镇时期了,汉字发展极为成熟,根本不是想去就能去的。
真正成功的去汉字运动,是二战后的韩国,干净彻底,也造成一个无法挽回的问题,韩国青年无法查阅本国史料。
因为不学中文,他就看不懂以前人写的什么。
所以他们就算知道大明人把一个地方叫什么,也只能学出语音,却不知是哪个字。
到了海外也是随意拼凑,偏偏许多人都住在东洋,还因是第一批加入汉文学堂的人物,混上了教书先生之类的公职。
说起来,可能这个世界的人物并没有如此感触,但世界已经回到了本来的模样,好像二三百年前的地域认识。
没有这个国、那个国,朝廷只有一个,它在北京,过了长白山,就叫高丽地面。
因此他们给别人起这些名字,很正常,像艾夷群岛,直接把俩大岛的人都鄙视了。
他们觉得这里离大明远,太远了,比他们出身地面远得多,该鄙视。
反倒是大明人普遍没有这种情绪,这不是因为大明人好,而是他们单纯地鄙视所有人,以至于能一视同仁。
就好比说一个人坐拥二十万亩田地,叫土地兼并;要是这个人拥有七百万顷田地,那就只能叫土地国有了。
像东洋军府,就在亚洲拥有一百四十七万顷地,实现了土地国有,把它们分给移民不准买卖,田荒了就收回,没田的人还能再找军府要。
不过对英格兰的官员、伦敦知府汤显祖来说,没什么好鄙视的。
在伦敦府衙,北方的战争仍未结束,且军府人员一致认为很难结束。
女王伊丽莎白被押送上船,旧都铎王室煽动贵族对爱尔兰的殖民屠杀、对普州、对明军的一切丑化都成为其作为战犯的证据。
但都铎王室的统治灭亡并不意味着这片土地迎来长久和平。
德雷克的叛军依然势大,尽管其在不久前才刚因攻打府城被应明领军击败,从叛军被打成海盗,但很快北方就再度传来其在苏格兰登陆,卷土重来的消息。
而在普州到伦敦府、伦敦府到苏格兰的广阔山野,盗贼蜂起。
旧贵族治理地方的体系被全面推翻,新的官僚体系却没能完全覆盖,缺失的统治空间很快被逃亡的旧贵族与乱军占领。
从艾兰王国一路扯旗到英格兰的刘汝国也有力不逮,隶属东洋军府的精锐旗军与大量牧野兵疲于奔命,各地反叛如同按下葫芦起了瓢。
这样的局面几乎快把普州参将应明逼疯,他的亲兵魏进忠为主分忧,献出内外二计。
魏进忠认为,如此局面,对外明军应依照英格兰对爱尔兰的传统作风,对旧都铎王室的反叛支持者进行屠杀,从郊野的村庄到中心的城镇,将参与反叛者不分男女老少杀个干净,从根源上解决反复叛乱的潜在兵员。
对内则使用西班牙在新大陆的手段,进行强硬的高压管理,并持续地害死男人留下女人,用三代人的时间解决掉这个麻烦。
尽管每一个东洋旗军都受过相同的、对亚洲原住民的同情教育,但人类在养尊处优之时表现出的永远都只是上限。
而在困顿痛苦时才会表现出下限,尤其这种同情教育一定程度上换个角度就会变成复仇思想。
东洋军府同情教育的出发点,我们是华夏、他们是诸部,如果他们在商周出现大家就是死敌;但在这个时代的新大陆,面对更遥远的欧罗夷,他们也是我们,一种更弱小的我们,需要保护。
这就造成东洋军府旗军对原住民有保护情绪,但对欧罗夷则会有更多复仇心态。
魏进忠提出这一残忍计划并不奇怪,甚至就连应明认可这一计划都不奇怪。
好在伦敦府还有汤显祖。
汤显祖并反对这一计划的残忍,他们一起生在这个残忍的时代,人们千方百计避免战争,因为史书古籍上记载了太多战争带来的前车之鉴。
但当战争爆发,他们也更清楚战争中会发生多少残忍的事情,也很清楚战败后敌人会对他们做什么。
因此不能输,才是所有人的共事。
汤显祖反对,是因为下作——西班牙人曾施与新大陆原住民的手段太过下作。
即使统治一片土地,也许势必会出现大明男性在婚姻上的优势、也许结果与实施这样的计划并无区别。
但汤显祖作为伦敦主官,他认为封疆大吏、边臣武官有没有有意识地推动、鼓励甚至有计划地去施行这种政举,有天壤之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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