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1章
第二个登上证人台的检察官方面提出的证人是今野荒树。
今野的年龄,看上去和村田和彦相仿佛。一般的裁判,大多是检察官方面首先证实犯罪事实,至于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带事项的证实,根据情况,或者放在后边去做,或者在辩护人方面进行询问时,抓住机会进行反询问。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。
尤其是象现在这样被告对起诉事实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时候,公审部的检察官也感到难以处理。首先找几个能够证明被告的性格的证人,给人造成一种被告的话不可置信的印象,然后再进入证实犯罪事实的例子,我也经历过几起。
今野荒树今年五十一岁,和朋友合作开了一个小型的商业公司,他是公司的常务经理。
当然,同样是商业公司,有几十亿元资本的大公司,也有比街头的个人经营的小铺稍微大一点的,可以说是千差万别。今野这个“曙光商业公司”的名字,我一次也投听说过。
“证人认识被告吗?”检察官首先循例问道。
“认识。”
“你们是什么关系?”
“在这次战争中,我们是同一个部队同一个连队的,战后被俘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,我们也在同一个收容所生活。回日本以后,由于工作关系,我们也有所接触。”
“那么,我现在按顺序问一些问题。证人是什么时候应征入伍的?”
“一九四一年九月,在原籍奈良市应征入伍,同年十月开到中国东北地区,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,一直到战争结束。”
“证人和被告是同时应征,在问一个连队吧?”
“是的……”
“部队驻扎在哪里?”
“在这四年当中,驻地经常变动,尤其随着太平洋战争南线战局恶化,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,全都动员起来了。”
“说得简单明瞭,很好。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哪里?”
“当时驻扎在北满的满洲里二百公里后方的虎铁山,那里可以说是国境一旦发生战斗,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线部队的基地。那个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,但却集中了大量的武器、被服、粮食等物资。”
“那么,苏联军队开始入侵的时候情况怎样?”
“当时,我们当然以为要开到第一线去救援。但是,关东军首脑部的方针,已经达到混乱昏迷的极点,不能及时下达果断的命令。我记得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,接到了退却的命令,并叫尽量把物资运走,剩下的全部烧掉。在我们按照命令行动中,于八月十五日战争宣告结束,向苏军投降了。记得是十八日,我们纳入了苏军指挥之下。”
“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?”
“是陆军步兵上等兵,眼看就要升兵长【注①】了。”
“被告呢?”
“他是二等兵。”
“同一个时期入伍,同样年龄的两个人,为什么差那么多呢?是证人晋级晋的特别快吗?”
“当然,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,另当则论。不过我的晋级情况,也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。”
“就是说,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么说,被告在这四年当中,就是到最后,连一等兵也没当上,至少可以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?”
“客观地说来,是这样。”
“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,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?”
“以侮辱长官的理由,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。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。”
“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?”
“你知道,部队这种地方,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。因为他是新剧演员,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,从而受到了监视。在他受禁闭处分的时候,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。但我认为,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,他并没有左倾思想。”
“那么,被告的成绩不好,并非来自思想问题,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喽?”
今野荒树稍事踌躇,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,开口说道:“军队这种地方,是一个与一般生活、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。他的行动,在一般社会的一般情况下,是不成为问题的。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,但是,在上级军官的眼里,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”
“好啦,战争结束以后,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?”
“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。”
“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?”
“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,他比我早一步,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。”
“有先有后,是为什么呢?”
“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。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。”
“听况在那里要‘洗脑子’,进行共产主义教育,有那么回事吗?”
“有的。”
“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?”
“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,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。”
“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、产生了共鸣,所以进步才快吗?”
“这方面的情况,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。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,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——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。”
“那么,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,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?”
“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,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,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。”
“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,和在部队时相比,有什么变化吗?”
“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,而他却依然如故,不,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。”
“可是,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?”
“那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“那么,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。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?”
“我想……是这样。”
“那么,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。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?”
“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,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。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。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。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,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,一直到目前。”
“在这期间,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?”
“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,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,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,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。”
“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,向你公开了吗?”
“是的,他对我说了。”
“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?”
“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,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。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,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,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,总之,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。”
“这么说来,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,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?”
“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,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,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,约我喝一杯。我也没有意见,就答应了。于是在新宿见了面。”
“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?”
“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。”
“新剧和服装公司,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,对他这种转业,当然谁都会产生疑问。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?”
“当然谈到了这个问题,当时他消沉地说过这样意思的话:‘在新剧界竞争太激烈了,简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从参军到去西伯利亚,造成了比别人多几倍的空白时间,这太糟糕了。我已是新剧界的败兵,只好另谋出路了。’我虽然对新剧界的情况不甚了解,从一般社会常识来类推,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。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,当一个人才能枯竭的时候,要么没落下去,要么逃避开来,二开必居其一。”
“明白了。当时被告托你办过什么事情吗?”
“他托我替他推销过女用裤叉。当时我们公司经营很多种类的商品,价钱合适的话,我想是是可以帮忙的。但一深淡,条件不合适。友情归友情,工作归工作,我明确地拒绝了他。”
“被告还说什么来着?”
“他说有一台电视机,问我买不买。在当时,电视还不象现在这样普及,工厂刚刚开始大量生产,一吋要一万元以上,可是他十七吋的电视机只要我八万元,我也觉得很合算。”
“被告说是他自己的东西吗?”
“是的。他说他的朋友开了个电视机公司,从美国进口配件自己组装,这台就是那里的产品。”
“当时被告的穿着怎样?”
“可以说是衣衫褴褛,虽说没有老婆,可衣衫也太脏了。我当时善意地想,人的一生,总是有沉有浮,他若是一直在剧团工作,也不会把电视机卖掉的。”
“你把电视机买下了吧?质量很好吗?”
“当然,后来技术不断进步,出现了各种优质产品。可是象我这样的家庭,现在还在用那台电视机,可见质量是不错的。”
“关于这台电视机,什么问题也没有吗?”
“东西是不错,可是话说来有点奇怪。最初说东西在他家里,后来又说从北千住的组装工厂用出租汽车运来一台新的,又追加了大约有一千元的车费。”
“被告说过为什么他要卖掉自己的电视机吗?”
“他说是为了筹措去北海道的路费,我也同情他,想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“他要到北海道干什么去呢?”
“他醉醺醺地说,卖女人穿的内衣和裤叉总不是男子汉的终身事业,眼下为了吃饭不得已才干这种营生。又说不久就要搞出点名堂来给我瞧瞧。我向他说:‘那太好了,有具体的计划吗?’他说要开采北海道的大理石矿山。”
“新剧,服装,大理石,简直是挨不上边儿,证人听了这话不觉得奇怪吗?”
“我听了是很吃惊。说实在的,当时他连一壶酒钱都没有,却扬言一年以后就能坐上自用小轿车,叫人听了不吃惊才怪呢!”
“开矿这营生,能赚那么大钱吗?”
“俗话就有‘山师’【注②】这种说法。当然,要是现代化组织的大企业,另当别论,以个人的力量经营这种事业,简直是去冒险,不是变成百万富翁,就得沦为乞丐。”
“关于矿山的事,他对证人讲了些什么呢?”
“他说矿山在北海道的日高地区,埋藏量有儿亿吨,并且拿出剪下的报纸给我看。矿山看来是确实存在的,但矿脉的情况如何,值不值得开采,却是另外一回事。到底能不能成功,我也说不上来。”
“被告是怎么说的呢?”
“他说技术是不成问题的,整个山都是由十多种大理石块构成的,露天开采就行。关于采矿的技术,我没有多少专门知识,所以当时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。”
“可是,从常识来判断,被告在这方面的知识,和你恐怕也是半斤八两吧。”
“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。”
“什么事情?”
“当时国内大理石的产量,不能满足需要,还要从意大利进口一些,但是所缺也很有限,国内的产量稍加提高,就有可能变输入国为输出国。何况,目前这种建筑大楼的热潮,当时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。要是搞得好,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企业。使我吃惊的是,他对大理石的用途竟是那样无知。比方说,连大理石能够用于雕塑这样简单的事情,他都不知道,一口咬定说没有这种用途。”
“被告是怎样辩解的呢?”
“过了不久,我拿百科辞典给他看,我说:‘是这样吧。’当时他表现出吃惊的样子,但随后马上笑着用下面的话遮掩了过去:‘不,因为大理石九成以上是用在建筑、座钟等方面,用于雕塑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,所以在商业上也可以说成不用它。’当时我想,的确是这样。”
这时我感到,检察官的询问,证人的证言,都已经离开了案件的正题。假如有人偶然来到法庭,只听到这一段问答,他很可能以为这是在审理有关大理石矿山的诈骗案件呢!
我只是听说,在第一天的上午,光证明被告寡廉鲜耻的性格,下午转入证明被告的杀人事件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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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野的年龄,看上去和村田和彦相仿佛。一般的裁判,大多是检察官方面首先证实犯罪事实,至于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带事项的证实,根据情况,或者放在后边去做,或者在辩护人方面进行询问时,抓住机会进行反询问。当然也不是没有例外。
尤其是象现在这样被告对起诉事实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时候,公审部的检察官也感到难以处理。首先找几个能够证明被告的性格的证人,给人造成一种被告的话不可置信的印象,然后再进入证实犯罪事实的例子,我也经历过几起。
今野荒树今年五十一岁,和朋友合作开了一个小型的商业公司,他是公司的常务经理。
当然,同样是商业公司,有几十亿元资本的大公司,也有比街头的个人经营的小铺稍微大一点的,可以说是千差万别。今野这个“曙光商业公司”的名字,我一次也投听说过。
“证人认识被告吗?”检察官首先循例问道。
“认识。”
“你们是什么关系?”
“在这次战争中,我们是同一个部队同一个连队的,战后被俘到西伯利亚去的时候,我们也在同一个收容所生活。回日本以后,由于工作关系,我们也有所接触。”
“那么,我现在按顺序问一些问题。证人是什么时候应征入伍的?”
“一九四一年九月,在原籍奈良市应征入伍,同年十月开到中国东北地区,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,一直到战争结束。”
“证人和被告是同时应征,在问一个连队吧?”
“是的……”
“部队驻扎在哪里?”
“在这四年当中,驻地经常变动,尤其随着太平洋战争南线战局恶化,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,全都动员起来了。”
“说得简单明瞭,很好。战争结束时驻扎在哪里?”
“当时驻扎在北满的满洲里二百公里后方的虎铁山,那里可以说是国境一旦发生战斗,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线部队的基地。那个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,但却集中了大量的武器、被服、粮食等物资。”
“那么,苏联军队开始入侵的时候情况怎样?”
“当时,我们当然以为要开到第一线去救援。但是,关东军首脑部的方针,已经达到混乱昏迷的极点,不能及时下达果断的命令。我记得在战斗开始后的第二天,接到了退却的命令,并叫尽量把物资运走,剩下的全部烧掉。在我们按照命令行动中,于八月十五日战争宣告结束,向苏军投降了。记得是十八日,我们纳入了苏军指挥之下。”
“当时证人是什么军衔?”
“是陆军步兵上等兵,眼看就要升兵长【注①】了。”
“被告呢?”
“他是二等兵。”
“同一个时期入伍,同样年龄的两个人,为什么差那么多呢?是证人晋级晋的特别快吗?”
“当然,若是干部候补生考试合格的话,另当则论。不过我的晋级情况,也不过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点罢了。”
“就是说,一般的成绩也能当上上等兵啦。”
“是的。”
“那么说,被告在这四年当中,就是到最后,连一等兵也没当上,至少可以说他在部队的成绩在一般水平以下啦?”
“客观地说来,是这样。”
“被告即使没被提到军法会议上去,在连队内部受过处罚吗?”
“以侮辱长官的理由,他受过三次禁闭处分。但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,详细情况我也记不得了。”
“莫不是被告在部队有什么危险思想吗?”
“你知道,部队这种地方,往往非常简单地给一个事物下结论。因为他是新剧演员,在入伍的时候就被人怀疑有赤色问题,从而受到了监视。在他受禁闭处分的时候,长官的头脑中不能说对他没有某种程度的先入为主的成见。但我认为,至少在部队的那一段时间里,他并没有左倾思想。”
“那么,被告的成绩不好,并非来自思想问题,而是来自他性格的原因喽?”
今野荒树稍事踌躇,歪着脑瓜沉思片刻以后,开口说道:“军队这种地方,是一个与一般生活、一般社会隔绝开来的独立世界。他的行动,在一般社会的一般情况下,是不成为问题的。我不认为他当时的性格有什么特别或者不好的地方,但是,在上级军官的眼里,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。”
“好啦,战争结束以后,你们在哪里的收容所来着?”
“在贝加尔湖以东约五十公里的顿巴斯收容所来着。”
“在那里大约呆了几年?”
“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国的,他比我早一步,是五月被遣返回来的。”
“有先有后,是为什么呢?”
“我想是因为船只关系或别的原因。我们囚犯是不允许对苏方的事情加以议论的。”
“听况在那里要‘洗脑子’,进行共产主义教育,有那么回事吗?”
“有的。”
“被告在那种教育中成绩怎样?”
“他好象比我们进步得多,记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数得着的好成绩。”
“是因为以前他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感到兴趣、产生了共鸣,所以进步才快吗?”
“这方面的情况,我可一点也说不上来。当时我们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,所以简直就象背诵军人敕谕那样拼命地背诵共产主义纲领——虽然现在全都忘掉了。”
“那么,被告比证人先回到日本,是因为作为共产主义战士而特别把他挑选出来的吗?”
“当时好象也有这种说法,但那是苏联方面的秘密,事情究竟如何我也无从知晓。”
“他在收容所里的生活态度,和在部队时相比,有什么变化吗?”
“当时大家都显得意气消沉,而他却依然如故,不,好象反而比过去更加意气风发起来。”
“可是,收容所的环境和物质条件不是比部队恶劣得多吗?”
“那是千真万确的。”
“那么,被告反而振奋起来的原因当然是来自精神方面啦。能不能说是因为被告对苏联人宣传的共产主义理论产生了共鸣呢?”
“我想……是这样。”
“那么,我要问一问你们回国以后的情况。证人回国以后做的什么工作?”
“最初身体实在弱得很,在老家静养了大约半年。但也不能总是那样晃来晃去的。一九四九年找了个门路来到了东京。工作换了好几个公司,一九五三年到现在的公司工作,一直到目前。”
“在这期间,证人和被告有过联系吗?”
“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,我在街上偶然遇见了他,两人在附近的小酒馆喝了点酒,这是重新交往的开端。”
“当时被告又回到原来剧团的事情,向你公开了吗?”
“是的,他对我说了。”
“以后都有什么交往呢?”
“因为我忙于为生活而奔波,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和他见面。无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张贺年片,盛夏来了互相写封问候信,工作变动时互相函告一下等,总之,都不过是一些礼节性的没有什么内容的书信往返而己。”
“这么说来,被告重新在证人面前出现,是一九五四年以后的事罗?”
“准确日子说不上来了,记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后,他向公司给我来电话说好久不见了,约我喝一杯。我也没有意见,就答应了。于是在新宿见了面。”
“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剧团的事情告诉了证人吗?”
“是的。”
“当时他说他在做什么工作呢?”
“他说在一个服装公司帮忙。”
“新剧和服装公司,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,对他这种转业,当然谁都会产生疑问。你没有问问他是怎么回事吗?”
“当然谈到了这个问题,当时他消沉地说过这样意思的话:‘在新剧界竞争太激烈了,简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从参军到去西伯利亚,造成了比别人多几倍的空白时间,这太糟糕了。我已是新剧界的败兵,只好另谋出路了。’我虽然对新剧界的情况不甚了解,从一般社会常识来类推,我觉得他的话是有道理的。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,当一个人才能枯竭的时候,要么没落下去,要么逃避开来,二开必居其一。”
“明白了。当时被告托你办过什么事情吗?”
“他托我替他推销过女用裤叉。当时我们公司经营很多种类的商品,价钱合适的话,我想是是可以帮忙的。但一深淡,条件不合适。友情归友情,工作归工作,我明确地拒绝了他。”
“被告还说什么来着?”
“他说有一台电视机,问我买不买。在当时,电视还不象现在这样普及,工厂刚刚开始大量生产,一吋要一万元以上,可是他十七吋的电视机只要我八万元,我也觉得很合算。”
“被告说是他自己的东西吗?”
“是的。他说他的朋友开了个电视机公司,从美国进口配件自己组装,这台就是那里的产品。”
“当时被告的穿着怎样?”
“可以说是衣衫褴褛,虽说没有老婆,可衣衫也太脏了。我当时善意地想,人的一生,总是有沉有浮,他若是一直在剧团工作,也不会把电视机卖掉的。”
“你把电视机买下了吧?质量很好吗?”
“当然,后来技术不断进步,出现了各种优质产品。可是象我这样的家庭,现在还在用那台电视机,可见质量是不错的。”
“关于这台电视机,什么问题也没有吗?”
“东西是不错,可是话说来有点奇怪。最初说东西在他家里,后来又说从北千住的组装工厂用出租汽车运来一台新的,又追加了大约有一千元的车费。”
“被告说过为什么他要卖掉自己的电视机吗?”
“他说是为了筹措去北海道的路费,我也同情他,想助他一臂之力。”
“他要到北海道干什么去呢?”
“他醉醺醺地说,卖女人穿的内衣和裤叉总不是男子汉的终身事业,眼下为了吃饭不得已才干这种营生。又说不久就要搞出点名堂来给我瞧瞧。我向他说:‘那太好了,有具体的计划吗?’他说要开采北海道的大理石矿山。”
“新剧,服装,大理石,简直是挨不上边儿,证人听了这话不觉得奇怪吗?”
“我听了是很吃惊。说实在的,当时他连一壶酒钱都没有,却扬言一年以后就能坐上自用小轿车,叫人听了不吃惊才怪呢!”
“开矿这营生,能赚那么大钱吗?”
“俗话就有‘山师’【注②】这种说法。当然,要是现代化组织的大企业,另当别论,以个人的力量经营这种事业,简直是去冒险,不是变成百万富翁,就得沦为乞丐。”
“关于矿山的事,他对证人讲了些什么呢?”
“他说矿山在北海道的日高地区,埋藏量有儿亿吨,并且拿出剪下的报纸给我看。矿山看来是确实存在的,但矿脉的情况如何,值不值得开采,却是另外一回事。到底能不能成功,我也说不上来。”
“被告是怎么说的呢?”
“他说技术是不成问题的,整个山都是由十多种大理石块构成的,露天开采就行。关于采矿的技术,我没有多少专门知识,所以当时觉得他说的蛮有道理。”
“可是,从常识来判断,被告在这方面的知识,和你恐怕也是半斤八两吧。”
“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。”
“什么事情?”
“当时国内大理石的产量,不能满足需要,还要从意大利进口一些,但是所缺也很有限,国内的产量稍加提高,就有可能变输入国为输出国。何况,目前这种建筑大楼的热潮,当时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。要是搞得好,这是一种很有前途的企业。使我吃惊的是,他对大理石的用途竟是那样无知。比方说,连大理石能够用于雕塑这样简单的事情,他都不知道,一口咬定说没有这种用途。”
“被告是怎样辩解的呢?”
“过了不久,我拿百科辞典给他看,我说:‘是这样吧。’当时他表现出吃惊的样子,但随后马上笑着用下面的话遮掩了过去:‘不,因为大理石九成以上是用在建筑、座钟等方面,用于雕塑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,所以在商业上也可以说成不用它。’当时我想,的确是这样。”
这时我感到,检察官的询问,证人的证言,都已经离开了案件的正题。假如有人偶然来到法庭,只听到这一段问答,他很可能以为这是在审理有关大理石矿山的诈骗案件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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